西方哲学| 哲学是文学吗？

“分析哲学以其枯燥、专业性而闻名，但是20世纪的许多分析哲学作品都是有感情的，迷人的，读起来很愉悦的。”

　　哲学是文学吗？人们阅读哲学是为了愉悦？哲学当然是文学，人们也正是为了愉悦而去读哲学。

　　人们尽情享受着尼采的格言警句，叔本华的随笔，萨特的哲学小说。人们阅读着柏拉图的对话集（当然若非西方文明如此的粗心大意以至于遗忘了亚里士多德的对话集，人们也会毫无疑问地去阅读那些对话的。）有些人甚至表示他们享受那些哲学原典中更加艰涩的文字。“当我有空闲的时候，你总会发现我沉浸在斯宾诺莎最新的文章中。”，P.G沃德豪斯的小说《jeeves》中，伯蒂伍斯特炫耀式地这样宣称。

　　现在让我来缩小范围：有人阅读分析哲学是为了愉悦吗？这种哲学是文学吗？到这你也许会说，“当然不是！”或者你会说，“分析哲学是什么玩意？”

　　请允许我先回应第二种回答。在英语世界，“分析”哲学正在被哲学系中绝大多数的教授使用。它被认为是非常枯燥以及专业化——富于逻辑的严密性而欠缺语言上的深刻性。分析哲学起源于20世纪头十年的剑桥，那时勃兰特·罗素和G.E.摩尔非常反感在当时英国哲学家中流行甚广的总是云里雾里的大陆唯心主义。在二人以及1912年来到剑桥跟随罗素学习的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下，哲学家们开始发现他们的工作不是坚持于宏大形而上学体系的建设而是艰涩的语言分析。他们认为这样能够让他们揭示出“实在”的坚实逻辑架构，并且把所有老旧的哲学疑惑搁置一旁。

今天，分析哲学的范畴比之以往要更加宽阔。（它的许多特性都已在本系列上一篇由盖瑞·加庭所写的《消除分析哲学与大陆哲学的鸿沟》一文中得到检验）它减少了对语言结构的痴迷，而多了与科学的联系。（这一定程度上归功于美国哲学家威拉德·奎恩，他认为语言已经没有一成不变的意义系统来给哲学家们分析了。）他们要么关注意识的性质、空间与时间的性质或者是良善生活的性质，分析哲学家们继续在他们的作品中坚持强调逻辑的严谨性。

根据玛萨·诺斯鲍姆（她本人某段时间也是其中的一员）的观点，这样的结果就是这种很流行的哲学——正确的、科学的、抽象的、简洁到苍白的哲学要成为一把万能钥匙。蒂摩西·威廉姆森，现任 Wykeham Chair of Logic（译者注：牛津大学哲学系里以Wykeham的williams主教命名的教授席位）教授把这种艰苦的技术性的解构工作（也就是今天的分析哲学）当成苦中作乐。这东西让你感到无聊吗？嗯，他说，那太遗憾了。“严肃的哲学总是让那些注意力不集中的人感到无聊。”

　　这种哲学，无论它有多少知识层面的益处，听起来一点也不好玩。它听起来也不像文学。

　　但什么是文学？这本身就是一个哲学问题。对我这种人，最有说服力的回答仍然是小说家伊夫林·沃（当然不仅是小说家，也是过去一百年来最多才多艺的英语散文大师。）说的那句话。“文学，”沃这样说，“是对语言的正确运用，无论表达的主题或原因。”有些东西没必要押韵或者你讲个故事让别人认为它是文学。甚至一个录像机的操作手册都是文学，亦或一篇分析哲学的文章。（沃，碰巧并不喜欢分析哲学，认为是“逻辑谬误的室内游戏”）

　　那么什么是“语言的正确运用”？是什么区分开文学与单纯的沟通或是纯粹的垃圾？沃对此也有答案。令人印象深刻且不被误解的才是文学，而“清晰，优雅，个性”：这三个词是确使一篇散文达到这一标准的必需要素。

　　按照这三条标准，过去大约百年间的专业哲学家们的写作水平如何？当然，他们在清晰方面会得高分——这里，清晰可不是简明易懂。（想想亨利·詹姆斯）一些杰出的分析哲学家在写作方面也会糊涂，甚至糊涂到荒谬——想起最近去世的迈克尔·达米特，一位在许多方面都令人钦佩的思想家。即使这样，精确表达在同时代的哲学家中仍很受推崇。确实这有点像某种职业性迷恋（这也不失为接近实的好方法）。

　　个性？还来说说分析哲学家，最伟大的分析哲学家们，不管怎么说，在这方面做得挺牛。从文体上说，我们不会把威拉德·奎恩的作品（简练，优美，精致，清晰）误认为是伊丽莎白安·斯康姆（用心的、傲气的）或是把大卫·K·刘易斯（通俗自然，字里行间流露出智慧）误认为是约翰·塞尔（令人敬畏的，耐心的，嘲讽的）亦或把托马斯·内格尔复杂微妙的，富于表达负面信息）误认为是费丽帕·福德（枯燥，讽刺，平常，幽默的）。

最后，我们来谈优雅。这个词的滥用已经到了毫无意义的程度，但是沃对优雅有一些明确的界定：“优雅是一件艺术品里传递直接快乐的品质。”而快乐，尽管不是让你百分百感受文学价值的向导，但它却是最不易出错的向导（如WH奥登所观察到的）。那么在一篇作品中获取快乐是什么意思呢？当你阅读时心里会痒痒吗？那应该不是阅读的快乐，你享受的应该是那种痒痒的感觉而非作品本身。（并且这种刺痒不会让你从阅读中分心？）

奇怪的是，我读过的最令人愉悦的分析哲学作品就叫《愉悦》，仅仅九页，所有对愉悦有说服力的理解都呈现在纸上。其作者，牛津大学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1900-76）是上世纪中叶分析哲学巨擘之一，他还是一名极其优秀的散文写手，词语“机械中的灵魂”的创造者，而并非巧合，他也是简·奥斯汀的忠实粉丝。（有人问他是否读过她的小说，赖尔的回答很有名，“哦，当然，六部小说每年都看。”）

赖尔也许在那些享受文字快乐的分析哲学家中大名鼎鼎，但是像他这样的还有很多。我之前提到过的分析哲学家都是此类人——尤其是奎恩，他的那篇经典之作《On What There Is》像首诗一般能让你反复咀嚼。哈佛大学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也是如此，其逻辑著作中随处可见对语言运用的驾轻就熟以及天才的具有想象力的思想实验。

这群人中还有一些年轻的哲学家（好吧，小于65岁就是年轻了）像凯姆·安瑟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和科林·麦克金（Colin McGinn）——除了他们那些专业性或者不那么专业性的哲学著作之外，他们都写过小说。（其中阿皮亚有一本题为“Another Death in Venice”充满哲思的悬疑小说）当然，还有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勃兰特罗素，虽然得奖并不是因为他《数学原理》中的作品。

文学的愉悦甚至能够出现在分析哲学中看起来最深奥的地方。以索尔·克里普克（Saul Kripke）这位被广泛认为（尽管不是全部人）是当今该领域的天才为例，克里普克的作品专业到令人生畏。最近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其第一卷论文集《Philosophical Troubles》对其语言哲学和逻辑哲学的同行们来说是无价之宝，而显然它不是给普通读者准备的。

但是他先前的一篇作品，具有革命性的《命名与必然性》是如此清晰，有创造力，带有充满趣味性的讨论以至于一个分析哲学的入门者都会难以释卷。这本书实际上是其1970年在普林斯顿大学三场毫无准备，没有笔记的演讲刊印而成的——因此书中都是可爱的交谈的语气。

当涉及艰深的话题比如形而上学之必然性，先验以及身心问题时，克里普克是通过一连串让人眼前一亮的例子来进行说明的，像萨尔瓦多·达利和沃尔特·斯科特爵士，巴黎的那根标准米原器（译者注：由国际计量局组织制作的最接近1米长的度量衡白金棒，现放于巴黎国际计量局），理查德·尼克松（要加上David Frye对自己的模仿）（译者注：David Frye 美国已故著名喜剧演员，善于模仿），以及一个被他称作“schmidentity”的逻辑关系词，这就像他的招牌用词一样。

其讲座没有一句教条或浮夸的话——当然也没有无聊的。克里普克这位分析哲学家展示了自己成为一流文学家的能力（顺便说一句，理查德·费曼这位物理学家也是如此）当他在某处谈论到他不愿意给出一劳永逸的理论参考时，读者都十分愿意原谅他，他的原话是“我现在就是懒得做。”

　　我希望我已经成功说明“分析哲学是纯文学”。但是也许我应该把最后一句话留给一位真正的文学家，约翰·弥尔顿（译者注John Milton，《Paradise Lost》的作者），他就像能预测到克里普克、罗素以及类似他们的人那样写道：（译者注John Milton，《Paradise Lost》的作者）。

　　How charming is divine philosophy!

　　Not harsh and crabbèd as dull fools suppose,

　　But musical as is Apollo’s lute

　　And a perpetual feast of nectared sweets…

　　（译者注，本段摘自约翰弥尔顿作品《A Mask Presented At Ludlow Castle》）